1955年的大授衔，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，几乎每位将领都按自己的表现和贡献获得了相应的军衔。虽然每个人都得到了应有的荣誉，但其中不乏有些人对自己的军衔并不完全满意，然而，这一切都经过了工作人员的深思熟虑与细致考虑，每个决定背后都凝聚了无数的思索与权衡。
当授衔工作最终结束时，罗帅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在整个评衔过程中，他遇到的困难数不胜数，尤其是在确定五位将领的军衔时，问题最为复杂和棘手。每一位将领背后的历史和贡献都极为丰富，而如何在这些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做出公正的评价，成为了罗帅最大的挑战。
其中，曾克林的军衔评定尤为棘手。1955年，他被授予少将军衔，但在罗帅审核他的资历时，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。曾克林早在1929年便参军，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虽然他的资历已经不算短，但在开国将帅中，资历不算特别突出。尤其是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，他表现出色，屡立战功，但自解放战争起，职位却逐渐下滑，最后沦为师长。
展开剩余79%曾克林作为东野三纵的司令员，亲自带领部队打响了东北战役，表现出色。然而，他的副司令韩先楚却在四保临江战役中提出了另一种战术：先打强敌。最终，野司采纳了韩先楚的建议，彻底歼灭了敌人的89师。韩先楚的军事眼光和指挥才能，显然更胜一筹，因此不久后，他接任了三纵司令，曾克林则被调往地方军区。后来，他被调至七纵担任副司令，而七纵司令邓华则是他的新上司。野司的初衷是要以七纵为核心建立一个兵团，曾克林被安排先担任副司令，待兵团成立后再升任副司令。然而，兵团的成立一直没有实现，曾克林又被调往战车师担任师长，逐渐在军衔上开始下滑。
然而，曾克林始终没有丝毫怨言，始终坚守自己的岗位，服从组织的安排，直到他被调入空军并开始学习飞行，随后又被调入海军，成为了海军副司令。三十多年后，他依然在这个岗位上深耕，凭借其出色的全能能力和卓越的贡献，他最终获得了少将军衔。尽管军衔较低，但他凭借自身的全面能力，成为了全军乃至国家的重要资产。
另一位让罗帅头疼的将领是刘子奇，他的资历虽然深厚，然而他的军衔评定同样没有轻松通过。刘子奇自1927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很多中将甚至上将中，他的资历可以算得上非常有优势。但他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职务最多只是个代理师长，而在抗战中，也只是担任过359旅的参谋长和冀中军分区副司令。与其他将领不同，刘子奇的晋升速度异常缓慢。尽管他从1928年参军、担任游击队长，随后迅速升任军分区司令，但每次升职后，他总会选择辞职，原因是他认为自己的军事素养还需提高，于是不断去学校进修。
在红军时期，刘子奇的职务始终局限于师长，尽管在抗战中他多次立下战功，然而因为不急功近利，始终坚持自学提升，导致他在职务上始终未能突破。在解放战争期间，尽管屡有建树，他仍停留在师长的位置。1952年军衔评定时，他仍是师长，而直到1955年，他才被授予少将军衔。对于是否授予中将的决定，罗帅及工作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，最终决定给他少将军衔，以表彰他为革命作出的贡献。
与刘子奇经历类似的，还有谭友林，虽然按照资历和能力，他完全可以获得更高的军衔，但最终他也仅仅被授予少将。对于这个决定，许多将领向罗帅表达了不满，认为这委屈了谭友林。罗帅深知此事的确有些不公，但当他准备重新评定谭友林的军衔时，谭友林却果断拒绝了。他坦言，自己能获得少将已经是极大的荣幸，尤其是和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友相比，他已经十分幸运了。谭友林的从容与大度，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。
除了这三位，还有两位将领的军衔问题也让罗帅感到头疼，他们是李赤然和黄鹄显。李赤然在红军时期最高担任军政委，虽然在抗日战争中他大多留在后方，但他在解放战争中逐渐获得晋升，最终获得了副军级军衔。考虑到他早期的革命贡献，最终组织决定授予他少将军衔。
黄鹄显的经历与李赤然相似，但又有些许不同。在西路军西征时，他在突围过程中被俘，后来因身份暴露被囚禁。虽经周总理营救，他最终得以重获自由，但这一经历给他的从军履历带来了不小的影响。再加上抗战期间的缺席，使得他的军衔评定受到了很大的制约。经过一番艰难的考虑，罗帅决定授予他少将军衔，但他直到九个月后才正式补授了军衔。
这些将领对于军衔并非极度看重，虽然他们的资历和贡献都值得更高的荣誉，但他们心中最重要的始终是党和国家。如果军衔的评定让党感到为难，他们也愿意放下个人的荣誉，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做出最大牺牲。这份胸怀与大义，正是他们伟大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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